关于中国历次禁毒运动的研究，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过两本有一定影响的书：一是罗运炎的《中国烟禁问题》，二是于恩德的《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前者是为适应当时全国禁毒运动的需要而编撰的宣传性小册子，后者侧重对以往的禁毒法令的研究。而对历次禁毒运动的起因、过程和效果等方面却研究不多，诸如鸦片战争之后的鸦片问题、清末民初的禁毒运动以及民国时期的禁毒政策等均很少涉及。这种研究落后于现实的状况亟待改变。当前，全国范围内正在开展一场新的禁毒斗争，现实斗争对学术界提出了更为迫切的希望。王宏斌在充分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的《禁毒史鉴》，适应了客观现实的要求，是一本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著作。
首先，在禁毒史研究领域，本书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作者对各个时期的禁毒运动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并在发表了一组论文的基础上，完成了这部禁毒史专著。本书在阐明清政府被迫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的过程方面，在分析1859—1906年间洋药贸易、税厘并征、土药生产与禁止的情况方面，在探讨鸦片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阻碍破坏作用方面，在研究清末民初的禁毒运动、研究军阀与鸦片利益的关系、研究国民政府的禁毒政策和“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计划的实施方面，在揭露日本对华实施的毒化政策方面，以及对新中国开展的禁毒运动的研究方面，都有一定深度。
其次，本书还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学术见解。例如，鸦片何时输入中国？一些人认为始于唐代，其依据的主要史料是《旧唐书》卷一九八《拂传》所载：“乾村二年（607）；遣使献底也伽。”“拂”。旧称“大秦”，即东罗马帝国。“底也伽”是Theriaka的音译，是一种治疗痢疾的特效药物，其中含有鸦片的成分。作者认为，这不是真正鸦片输入的开端。主要理由是：其一，“底也伽”与鸦片的概念不同，这正如罂粟不是鸦片，鸦片不是吗啡，吗啡不是海洛因一样，尽管后者都是由前者提取加工制成的；其二，自唐代到明成化年间，史籍浩繁，目前还没有发现有关鸦片输入中国的正式记载。因此，把数百年前零星的含有鸦片的药丸在中国的偶尔出现作为鸦片输入中国的开端是不妥当的；其三，鸦片最初是作为药物向中国输入的，应当在医药典籍上有应用记载。但作者查阅了唐、宋、辽、金、元数百年间的重要医药书籍，从民间配方到宫廷医案，均未提及鸦片的临床应用。作者指出：“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徐伯龄是记述鸦片输入中国及其应用的最早学者，他是明天顺、成化时期（1458—1487）人，著有《精隽》一书。在第十卷《合甫融》条中说：“海外诸国并西域产有一药，名合甫融，中国又名鸦片。……成化癸卯，尝令中贵出海南、闽渐、川陕，近西域诸处收买之，其价与黄金等。”
第三，本书著作目的明确，富有现实意义。作者在“鉴”字上颇下功夫，凡是书中涉及经验教训的地方，总是再三，启发读者思考，并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在近代遭受的苦难和屈辱，主要是外国侵略造成的；近代中国毒品的泛滥也主要是帝国主义列强强卖鸦片、吗啡、海洛因和可卡因造成的；近代中国人民身体素质的下降，近代中国经济的衰败，几乎每一种苦难，都与鸦片密切相关。因此，中国欲独立富强，不能不消灭毒品；中国不独立，亦无法彻底消灭毒品，根绝祸源。在近代，许多先进的中国人为消灭毒品，捍卫国家独立而奋起斗争。当今，为了防止鸦片烟毒的死灰复燃，制止毒品的蔓延，每一个公民都应当把维护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安全看成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四，本书广泛搜集了可能到手的中外文资料。从正史、实录、档案、政书到笔记、文集、方志、报刊以及外文著作等，共使用了数百种资料，于此可见作者的勤勉。通过广泛搜集资料，加以认真考订，择取典型可靠的素材作为治史的基础，是一种优良的学风，当今尤需大力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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